20世纪中国学者的天文学史研究

（选自《天文爱好者》1999年第五期。作者：席泽宗、陈美东，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世纪中国学者对天文学史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发表的天文学史论著就不少于200种。天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这是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启动的时期。

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一批由海外学成归国的天文学家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外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刘师培、高鲁、高均、朱文鑫、常福元、陈遵妫等人在《国粹学报》、《观象丛报》、《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宇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阐述或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文章，此为天文学史研究的开端。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便有一批专著出现：如常福元的《中西对照恒星录》和《天文仪器志略》（1921年），朱文鑫的《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年）、《天文考古录》（1933年）、《历代日食考》与《历法通志》（1934年）、《天文学小史》（1935年），崔朝庆的《中国人之宇宙观》（1934年），孙文青的《张衡年谱》（1935年），高均的《论圭表测影》（1937年），等等，分别对中国古代星官、天文仪器、天象记录、历法、宇宙观、天文学家等作了专题研究，也有对世界天文学史的介绍。这些著作涉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广泛领域，开启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殷墟甲骨文、周朝金文等的历日资料进行研究，讨论殷商、周代的历法问题；钱宝琮作《汉人月行研究》（1935年），对汉代月球运行的有关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钱宝琮的《新唐书历志校勘记》（1935年）、严敦杰的《宋史历志之校算》（1943年），还有1940~1945年间，鲁实先与严敦杰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唐宋历法作校勘、补遗与复原研究，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1944年），这些都是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的反映。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是天文学史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的时期。

1957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实现了天文学史研究从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向有组织的研究活动的重大转变。李俨著《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年），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严敦杰的《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1958年），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1960年），王应伟著《中国古历通解》（1962年油印本，1999年正式出版），席泽宗的《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薄树人的《徐光启的天文工作》（1963年），席泽宗、薄树人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1965年），等等，都是该研究室早期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它们对各自的专题都做了精深的研究。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相当活跃，陈遵妫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年）和《清朝天文仪器解说》（1956年），刘仙洲的《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1956年）对古代计时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结构与演进作了系统的探讨，丁保福、周云青著《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年）。1959年，在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成功复原了大型浑仪和浑象，以及宋代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为原大小的五分之一）。李鉴澄的《论后汉四分历的晷影、太阳去极和昼夜漏刻三种记录》，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年），李广申的《漏刻的迟疾与液体粘滞性》（1963年），高平子著《学历丛论》（1969年），等等。也均在不同的方面大有拓展。

1974年，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成立，集中全国的研究力量，先后完成了《中国天文学简史》（1979年）、《中国天文学史》、《天文学史话》（1981年）、《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年）和《中国天文学史料汇编》第一卷（1989年）等五种著作。其中，《中国天文学史》的编写实际上始于50年代末，中经诸多学者的修订与补充，最后由薄树人统编而成。后两种是在约250位学者参加的普查与整理“二十四史”和地方史志中的天象记录的基础上，由庄威凤与王立兴总编而成的。它们分别是对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概括和对天象记录的全面整理。

此外，还有一批带总结性的论著问世，如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年），严敦杰的《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1978年），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年），席泽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史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1980年）和《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年），伊世同著《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50.0》（1981年），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一个阶段，并为后一个阶段的进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是天文学史研究全面深入发展的时期。

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约一百种，相当于其前70年的总和。在数量上看是如此，从内涵上看，也更为丰富多彩和深刻周到。

从80年代到90年代，陈美东陆续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后又集结成《古历新探》（1995年），对古代历法中的一系列天文数据和表格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整理、研究和精度分析，指出唐代中叶以后历法中计算公式化的趋向，和广泛采用高次（二次至五次）函数公式算法，这进一步阐明了古代历法代数学体系的内涵和发展脉络。1984~1985年，刘金沂和赵澄秋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唐代李淳风麟德历的论文，分别对其定朔、交食和五星推算法作了深入的研究；80年代，张培瑜等对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定朔法、日躔术等也作了新的研究；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合著《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1994年），对上述内插法以及有关高次函数公式算法的建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古代历法所采用的主要计算方法的数理意义的认识。对于历谱及历注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陈久金、陈美东和张培瑜对汉代元光历谱的探讨。陈久金、张培瑜和罗见今对秦汉简牍中的历日资料的系统整理与考订。施萍亭的《敦煌历日研究》（1983年），席泽宗、邓文宽的《敦煌残历定年》（1989年），黄一农的《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1992年），分别对内容庞杂的历注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使残历定年方法趋于完善。1996年，邓文宽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该书是对敦煌历法资料的一次全面整理。

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年），对古代恒星观测史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一系列星表与星图作了详尽的考析；冯时（1990年）、伊世同（1996年）等关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六千余年的龙、虎、北斗图的研究；钟万劢等关于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西汉古墓星图（1991年）的研究；陈美东主编《中国古星图》（1996年），在通论古代星图发展的同时，对明代传统星图（包括诸多新发现者）作了重点深入的考察；孙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国星空研究》（1997年），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论述中国星空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和详论石氏星经成书年代的专著。

张培瑜著《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年）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990年），为古代历日和有关天象记录的探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工具。

1983~1991年，紫金山天文台对所存元代和明代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浑仪和简仪；1995年，北京天文馆对北京古观象台的八件清代天文仪器，均成功地实施了修复工程，从而都把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华同旭著《中国漏刻》（1991年），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水漏的历史发展。胡维佳著《新仪象法要译注》和李志超著《水运仪象志》（1997年）从原理和结构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对苏颂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盖天说、浑天说的研究，有过不少争论：八十年代陈久金和陈美东关于《浑天仪注》是否为张衡所著的讨论；同一时期，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盖天说优于浑天说，以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986年）；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张地平观（1986年）；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步”（1989年）；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是明确论述（1996年）；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的阐释（1996年）。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席泽宗的《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年）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年）；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记录的剖析（1991年）、关于清代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年），特别是江晓原著《天学真原》（1991年），都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天学真原》还对古代占星学作了概要的描述，并讨论了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江晓原又著有《历史上的占星学》（1993年），对中外占星学的兴衰及其特色等作了系统的论述。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1984年），其中关于彝族曾使用10月太阳历及其具有悠久历史的见解，备受学术界关注；陈久金、黄明信著《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7年）；卢央著《彝族占星学》（1989年）；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6年）。这些都是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的崭新成果。

对世界天文学史的研究，也有所进展。李竞对哈勃常数（1982年）和照相天图（1988年）；丁蔚对“二星流”的发现及其意义（1986年）、赫罗图的建立（1988和1992年）以及著名天文学家奥尔特（1991年）等的专题研究，颇有见地。还有宣焕灿选编《天文学名著选译》（1989年）和《天文学史》（1992年）；崔振华、陈丹编著《世界天文学史》（1993年）；陈美东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卷》（1994年）等，也从不同侧面对世界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做出论述。

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观念的专题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面铺展的局面。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第一、二册（1990、1994年），则是对世界天文大家的精到描述。

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4册（1980、1982、1984、1989年），是一部大型的中国天文学通史著作，其中对中国传统星官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研究最具特色。

1997年，薄树人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典籍通汇·天文卷》（八卷本），是卷帙众多的天文学文献集粹，共收录99种天文学名著，八百多万字。对每一种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扼要论述其要点、意义等，是一部进行天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另有崔振华、张书才主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年），也很有价值。

自1996年以来，天文学史工作者还积极参与国家“九五”科技攻关的“重中之重”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研究成果，为该工程的进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由王绶琯、叶叔华任总主编，薄树人任常务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天文学史大系》（11卷本）即将出版：天文学家卷（陈久金等）、历法卷（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天文学思想卷（陈美东、徐凤先）、占星学卷（卢央）、天体测量与天文仪器卷（吴守贤、全和均等）、天文机构和天文教育卷（陈晓中）、少数民族天文学卷（陈久金）、古代天文学与西学东渐卷（崔振华、杜升云等）、近现代天文学卷（苗永宽、萧耐园）、古代天象记录的现代应用卷（庄威凤等）、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词典卷（徐振韬）。这既是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对20世纪天文学史研究的总结，又是21世纪大有作为的天文学史研究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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