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人物]缅怀戴文赛先生

（选自天文爱好者2002年第六期。作者卞毓麟）

2002年5月19日上午，戴文赛先生铜像揭幕式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举行，师母刘圣梅亲临会场并作了讲话。

六七年前，师母曾经致信与我，说要我写点回忆戴先生的文字，一则寄托对先生的思念，二则也为写一部较为完整的《戴文赛传》多积累一些素材。

这的确是我的心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夙愿却没有付诸行动。铜像揭幕令我猛醒：今既逢南京大学天文系建系五十周年，又正值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八十周年，此时不将思念之情付诸笔端，则更待何时！

“我的病不是癌症”

戴文赛先生出生于1911年，1933年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先生举止儒雅，待人和善，深受全系师生爱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求学，戴先生亲自授课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1979年4月30日，戴先生因患癌症而与世长辞。此前，他曾于1977年八月至1978年三月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治疗。刘圣梅老师任职于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深厚的外语功底，这时也只好放下工作，在医院日夜陪护先生。那几年，我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借调到上海，参与筹建拟议中的“上海天文馆”，遂得以常赴医院探望先生，有时还帮他老人家做点买药、抄稿、找资料之类的事。

先生身患癌症，我也像其他人一样，非常谨慎地不去向他本人详问病情。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一次探望中，戴先生居然很认真的对我说：“我的病不是癌症”，并花了不少时间来阐述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很清楚，关于戴先生的真实病情，当时对他本人是绝对保密的。医生编了一套说辞来让这位天文学家宽心，看来戴先生是相信了。刘圣梅老师很令人钦佩，当着戴先生的面，她始终保持着笑容，只是她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入住瑞金医院后，戴先生于8月4日做了肠癌手术。由于发生肠梗阻，不久后又再次手术。8月29日，先生住进九病区高干病房。住院期间，他身体相当虚弱，但仍然完成了大量工作，包括继续进行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定稿三十多万字的专著《太阳系演化学》（上册），以及完成《天体的演化》一书的校订等等。为此，先生在病房伏案工作的时间甚长。有一次，与他同住九病区的一位将军跟我说：你们的老教授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还教我们打桥牌。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太久了，这样对身体不好。你是他学生，要多劝他好好休息。

显然，这种劝说是徒劳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科学战线刚刚拨乱反正，像戴先生这样的老科学家是不可能“好好休息”的。我那时三十来岁，和前去探望戴先生的其他许多学生一样，深深被他的工作热情所感染。结果，他的单人病房就成了会谈室，在那里，不同的探望者跟病人究竟展开了多少次学术讨论，恐怕就难以计数了。

《太阳系演化学》是戴先生长期研究太阳系演化问题的集大成之作，写书的主要助手是胡中为老师。早在出书之前，为了让我国公众了解戴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应《科学画报》之约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题为《太阳系诞生的新学说》，并送给先生本人过目。戴先生看后告诉我，此文的写法和他本人正在为《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相似，于是我便请先生指示如何改写。不料，先生凝视片刻后竟答道：你这篇就不必改了，还是我来改写给《自然杂志》写的那篇吧。我那篇文章后来在1978年3月号的《科学画报》上刊登，先生正好于同月离开上海，返回南京。

1977年临近岁末，《天体的演化》问世。就科学内容的深度而言，这是一本中级偏高的科普读物，书中贯穿着作者对天体演化问题的哲学思考。戴先生赠我一册亲笔签名的样书，嘱咐我多提意见，以利于日后修订。我很快就仔细读完一遍，并遵照先生嘱咐提出了上百条具体的修改和勘误意见。先生非常高兴，对许多意见表示赞同，至今刘圣梅老师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1978年三月，戴先生离开瑞金医院返回南京。临行前，他拿出一把漂亮的计算尺，告诉我：这是一位美国天文学家送给他的，现在转送给我留个纪念，并表达了对探视和关切的感激之情。

先生教我们读书做人，学生自当尽心相报。我做的些许小事，实在无足挂齿。先生雅意，令我受之有愧，但计算尺我还是收下了。随着袖珍计算器的普及和性能的不断提高，这把计算尺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然而，它的意义却与日俱增。二十多年来，每当我望着这把计算尺，就仿佛又见到了在病房中奋笔疾书的戴先生。

“你认识文赛吗？”

我于1965年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即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投身科研。开始在太阳研究室，后来北京天文台成立星系研究室，我又成为该研究室最早的五名成员之一。1988年三月，我由北京天文台公派到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那时候，该台的台长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曾任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的朗盖尔教授，我在那里曾得到他的许多帮助。

朗盖尔台长的前任是雷迪什教授，雷迪什的前任则是赫尔曼·布鲁克教授。我去爱丁堡的时候，老台长布鲁克已经八十多岁，退休在家多年。他学识非常渊博，对中国很友好。我和妻子曾应邀同到他家做客。他的夫人玛丽·布鲁克也是天文学家，她还记得几十年前与我国前辈女天文学家邹仪新先生相识的情景。

非常有趣的是，布鲁克教授特意问我：“你认识文赛吗？”

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感到好奇。我正要回答，教授夫妇又补充道：“他年轻的时候在英国学习天文，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

这时，我说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学生，戴文赛先生是我的教授。”不料，布鲁克教授马上接着说：“半个世纪以前，文赛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我是他的教授。”说完，彼此相视一笑。

戴先生对待学生非常亲切。有一次我在天文系办公楼附近路遇戴先生，他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想找个教室去自习。先生不假思索地说道：“我正好到系里去，你就跟我到系主任办公室去看书好了，那里没有别人，很安静的。”当时我觉得很感动，又很拘束。现在回想起来，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呢！

先生博学多才，讲课时逻辑严谨、条理分明。同时，他也提倡学习的主动性。如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定强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受到戴先生的鼓励，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很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毕业后，苏定强先生留在天文系当助教，他也是我的老师。记得有一次，苏老师告诉我，戴先生在给四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课“恒星天文学”中关于银河系较差自转的奥尔特公式时，顺便提到：“我们系二年级有个学生，对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做了一些简化。”这个学生就是我卞毓麟。因为二年级的“基础天文学”课程中已经涉及奥尔特公式，我在一次测验中给出了简化的推导步骤。

我在大四时写过一篇板报文章，介绍戴先生如何阐述“宇观”概念。有一位老师看了，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材料？我告诉他，《哲学研究》1962年第四期曾发表戴先生本人的论文《宇观的物质过程》，我的文章仿佛是一篇读书笔记。后来我对天文哲学，乃至整个科学哲学兴趣甚浓，多少也受到了先生的影响。1984年，我和戴先生的研究生、比我高一届的张明昌、刘金沂两位师兄合作，在《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上发表了探讨戴先生天文哲学研究的论文。可惜先生早已故去，再也不能指点我们了。1987年，刘金沂英年早逝，师母甚是悲痛。如今，张明昌正在师母的指点下奋力撰写一部《戴文赛传》。明昌兄著述甚丰，笔锋颇健，依我之见，他的确是完成《戴文赛传》的极佳人选。

“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

戴先生作为一代知名学者，殚精竭虑于科研、教学，硕果累累，桃李满园，自不待言。而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以科学大众化为己任，身体力行，笔耕不辍，为我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戴先生做过许多关于宇宙知识、天体演化的科普报告。当年，他在大众天文社北京分社成立大会上作科普报告的开场白，至今仍为老人们津津乐道。他向听众提问：“今天是1952年4月20日，现在是下午两点三十分。这两句话里有多少天文学问题呢？”

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良好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使得先生写文章、作报告都能举重若轻、化难为易。20世纪40年代，他留学归国后不久写出的《星空巡礼》，就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全书八万多字，分为月光、繁星、朝阳、长庚、北斗、银河、宇宙七个部分，每一部分各由逐步深入的若干短篇联接而成，共计92篇，都是言简意赅的科学美文。例如，“月光下的艺术家”一篇是这样开头的——

清秀的月光是自然界的一种美景，是一般人欣赏的对象，也常使艺术家得到创作的灵感。李白可以说是我国最喜欢月亮的诗人。《唐诗三百首》里头有31首李白所作的诗，其中就有17首提到月亮。常由月光得到灵感，怪不得他的诗作得那么好，而被称为诗仙。

文章介绍李白的《月下独酌》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之后又谈到：

元代时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空闲时经常会观测天象。他的作品，如《神曲》和《新生》里头充满了对天象的描写：月亮提到51次，称其为“永恒的珍珠”、“太阳的妹妹”和“正义的象征”。宋代时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他那些有名的四行诗里头也提到了月亮。英国诗人弥尔顿在他那部大作《失乐园》里头也讲到了日月星辰。古今中外还有许多诗人和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描写天象，尤其是描写月光。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月光曲》是很有名的钢琴曲。

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戴先生这种充满人文色彩的科普风格，无疑是分外值得提倡的。

1979年三月，先生在即将出版的《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直认为，科学工作者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号召，科普工作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科学工作者，应该拿起笔来，勤奋写作，共同努力，使我们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民族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

一个多月后，戴先生与世长辞了！

我大学毕业后，也成了一名专业天文工作者。我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也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科普作品。1998年，我又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心致力于科技出版事业。我非常赞同戴先生上述这番话，我认为这正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四个世纪以前的那段至理名言的回响：“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而且更取决于其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确实，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科普作家，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唯如此，方能激情回荡，佳作迭出。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先生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今天依然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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