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好观星]“池谷-张彗星”发现始末（张大庆自述）

（选自天文爱好者2002年第三期。作者张大庆）

2002年2月1日傍晚，我进行了第518次彗星搜寻，当我在自己磨制组装的口径为20cm、f4.4、28x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中看到一团暗淡朦胧的云雾状天体的时候，漫长的十年半，累计676小时20分钟的观测工作终于有了回报。

2002年2月1日北京时间19时15分，我一边通过寻星镜确定天空中这个可疑目标的位置，一边打开《全天星图2000.0》，而新的云雾状天体在星图上没有标记！然后，更详细的《sky atlas 2000.0》星图帮助我确定了这是一个新天体——彗星！五个小时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7812号通告列出独立发现者两人：日本的池谷薰和中国的张大庆，并将这个天体定为2002C1，又过了一天，国际天文学联合会7813号通告把它命名为C/2002C1（池谷-张彗星）。初步轨道计算表明，这是一颗长周期彗星。

我1969年出生，是河南省开封市人，在开封空分设备厂已经工作了14年，我从小学到职高都是在这个厂的子弟学校念书的，我的所有天文活动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1983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对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历史上国外的业余彗星发现者们成功的故事，对我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从阅读中知道还没有一颗彗星是由中国的天文爱好者发现和获得命名的，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填补这个空白。1985年，我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订阅《天文爱好者》杂志，就在这年年底我用自制简易的4cm口径10倍的小型折射望远镜（物镜是老花镜片）观测了哈雷彗星。这一年9月号的《天文爱好者》刊登了北京天文台郝象梁老师的文章《怎样搜索和发现彗星》，这篇文章给出了搜寻彗星的科学方法，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至今仍令我激动不已：“……这颗彗星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你将不仅使自己的名字与彗星一起长存于太空，而且还为祖国争得了崇高的荣誉！”在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召唤下，少年时代的我，就立下了发现新天体，为国争光，为科学事业做贡献的雄心壮志！

1986年夏季，我从《天文爱好者》上看到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疆博乐阿拉山口气象站的周兴明1985年10月17日独立发现了一颗新彗星1985L（哈特雷-古德），他虽然比国外的发现者晚了一个多月，但却是我国天文爱好者用望远镜独立发现的一颗彗星。这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我发现国内不仅已经有人将我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头！我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当时，周兴明同好使用的仅仅是5.5cm口径的小型折射望远镜，这显然无法跟国外同行竞争。

我深刻地认识到，一副好的望远镜对于目标的实现是多么地重要！但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他们没有能力给我购置天文望远镜，所以除了自制望远镜以外，我别无选择。1986年，我买了一套10cm口径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的镜片，但是成像却很差！1987年，我自己磨制反射镜片，并向北京天文馆写信求助，不久就收到了北京天文馆寄来的一份油印的、关于磨制反射镜片的教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页，但却是全面地介绍了基本的磨制方法。当年年底，我磨制完成了第一块反射镜片——直径10cm，焦距67cm的凹球面镜。请光学仪器厂镀上铝膜之后，随即我将其组装成了一台10cm口径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这台自制的望远镜成像好多了，我用它观测了天空中的许多星系、星团和星云。

1988年初，几经努力，我得到了开封市图书馆的借书证，阅读了大量天文方面书籍，其中北京牛玉石老师的《反射望远镜》一书对我磨制镜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天文爱好者》杂志社开办了旧刊邮购业务，使我买到了1982年的两期刊载有紫金山天文台杨世杰老师指导磨制反射望远镜的连载文章。1988年九月，我成功地磨制出了第一面可称完美的抛物面主反射镜，镜面直径20cm，焦距96cm。同月，我将其组装成一架口径为20cm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这台“大镜”比起之前那个10cm口径的反射望远镜厉害多了，星云、星团和星系都看得更清楚了，在郊区甚至能很容易地观测到梅西叶星云星团表中最暗的M76。此时我职高毕业，进厂当了技工，没有了课业负担，我终于可以尽情地开展我的业余天文观测工作了。一年之中，我在自家阳台上，楼后的菜地里，偶尔也用自行车把望远镜载到郊区去，试探性地观察星空，又熟悉了不少梅西叶星表中的星云和星团。从1989年秋季开始，我有机会在市区西郊一个比较固定的观测点用20cm口径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观星，持续了半年时间，进行了试探性的彗星搜寻观测，这使我进一步熟悉了星空的全貌。与此同时，我在业余时间继续钻研磨镜技术，磨制了越来越多的反射镜面，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以磨制完美的抛物面反射镜而在国内天文爱好者中享有盛誉。

1990年春季，奥斯汀彗星的出现被新闻界广泛报道，但是孤独观星的我消息不灵通，始终不知道奥斯汀彗星的具体坐标，最终无缘得见这颗著名的彗星。以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一边改进我的20cm反射望远镜的机械结构，使之更适于搜寻彗星，一边编制我的专用的寻彗星图星表。更重要的是，我开始结交天文同好。我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写信给上海的钱汝虎老师，他经常在《天文爱好者》发表天文科普文章。连锁反应开始了——钱汝虎老师告诉我，他正计划把全国各地的天文同好们用通信的方式串联起来。我逐渐结交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天文爱好者，互学互助，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在台湾的伯父帮我联系上了台湾省的业余天文学者、台北市天文协会理事长陈正鹏先生，当陈先生了解到我的志向时，他慷慨地赠送给我包括《捷克星图》在内的一些重要资料。后来，伯父又从美国给我邮购了《sky Atlas 2000.0》星图。周兴明同好此时已改用15cm口径的折射望远镜搜寻了两年，并于1990年夏季取得一次很有希望的独立发现，排名世界第三，但因为通信手段落后而未获命名。不久，欧亚大陆铁路干线在阿拉山口接轨，兴建火车站等设施，光污染使得周兴明无法在阿拉山口气象站继续进行天文观测，于1991年返回市区工作，在观测条件不好的市区，他继续着业余寻彗工作至今。

经过充分准备，1991年夏季我正式开始了彗星搜寻。但我家住市区，城市灯光造成的光污染使观测无法进行。于是我就在开封市北郊水稻乡孙庄村设立了我的第一个远郊观测点，20cm口径的自制牛顿反射式望远镜固定放置在那里，我骑自行车前去观测。1991年8月30日，我开始进行系统的彗星搜寻。1992年10月16日（世界时），我用这台自制的口径为20cm、31x牛顿反射式望远镜独立发现了1992t斯威夫特-塔特尔周期彗星，比国外晚了二十天，但比周兴明同好早发现了两天。就在这一年稍早些时候，我跟周兴明建立了通信联系，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3年底，我更换了观测地点，新地点位于开封市东郊的巴屯村，在那里，1994年9月5日（世界时）我用自制的口径为25cm、36x反射望远镜独立发现了1994o麦克霍尔兹2号周期彗星，这次比国外发现者又晚了二十多天。还是在巴屯村，1995年9月25日（世界时）我用自制的口径20cm、26x的牛顿反射式望远镜独立发现了“失踪了”一百多年的1995s1德维柯周期彗星，这次我仅比国外的发现者晚了八天。这两颗彗星也被周兴明同好独立发现，虽然比我早两三天时间，但仍晚于国外发现者。我的这三次独立发现，前两次我打电报给紫金山天文台行星室，获核实确认。第三次电告1995s1行星室也没查到资料，经行星室电传通报给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局，获中心局核实确认，国际天文学联合会6239号通告刊载了我的这次独立发现。负责1995s1彗星转报的是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研究室的王思潮研究员，从此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我在1997年结识了北京天文台（1996年更名为国家天文台）的朱进博士，同样是我的良师益友。

除了这些独立的彗星发现，我还观测了大量的已知彗星（二十多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提到的是，1999年十月我买了电脑，接上了互联网，获取天文信息就更方便了。而在这之前，我从陈栋华老师主办的《业余天文快讯》，澳门的莫忠健先生提供的日本《月刊天文》彗星专栏剪报，齐锐老师主办的《星光快讯》等渠道获取已知彗星的信息。他们在不同阶段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另外，陈正鹏、莫忠健先生在1992～1993年间还先后赠送给我两册日本的寻彗专著，洛阳的林力同好为翻译这两本日文书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96年八月，我买了摩托车，用上了更好的交通工具。这年年底我又建立了更远的观测点，新地点设在开封市东郊光隆乡一贴王村，在那里我一搞就是五年。这个站点主要用于凌晨对东方天空进行彗星搜寻。此外，我经常开摩托车携带一台轻便的自制20cm反射望远镜到开封市北郊的柳园口黄河大堤进行观测，我这次发现的新彗星，就是在那里观测到的。

2002年2月1日，晴。晚上18时20分，我出发去黄河大堤的临时观测点，半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地——柳园口黄河大堤第39号坝，这是一个向河心突出的洄水坝头，四周视野开阔。19时10分，我对着西方天空开始搜索，水平扫视没几下，就在望远镜视场中看到一个朦胧的星云状天体，位置在鲸鱼座，这时是北京时间19时15分，对照《全天星图2000.0》和《sky Atlas 2000.0》，两个星图上都没有。我怕看错了星图，经过用望远镜和星图反复验证目标以及周边恒星的位置，我才放心了，断定我发现了一颗新彗星，因为最近的天文网站上，除了北半球无法观测到的2000WM1（linear）以外，并未听说有亮于12等的彗星出现。但我觉得还应该用高倍镜看一下——搜索时我用28倍的目镜，因为要求很广的视野，我换了个90倍的目镜，看到它仍保持云雾状。按正规要求，应该是看到它有明显位置才可以报告。但我选择了直接报告，因当时刚过满月，天刚黑下来不受月光影响，这个状态出现彗星如不及时报告，则很有可能错过机会，而且这是一颗8.5等的较亮彗星，肯定不会弄错的。时间非常紧迫。我用铅笔在《sky Atlas 2000.0》星图上标注了彗星的位置，并记下数据：亮度8.5等，彗发直径3角分，朦胧无尾，稍有凝结。又看了一会，还是不能确定移动。再等下去显然是不明智的，得赶快报告！于是我迅速收拾好东西，19时45分发动摩托车开始往回赶。半路上看到有个公用电话，我抓起电话就打给紫金山天文台的王思潮老师，但他没在家。路上真的担心有什么情况耽误了时间。20时30分左右，我回到家，顾不上卸下望远镜，又拨通了王思潮老师的电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他。他听说了我的发现，在电话里非常激动。我向他说了情况之后，就开始定坐标。由于情况紧急，我是一边拿着电话，一边在星图上量取坐标的，而且用的不是尺子，而是顺手拿的一张名片，先量出的是赤经；然后是赤纬，赤纬线在《sky Atlas 2000.0》星图上那一段是弧线，急切中我仅凭目测扫视出一条弧线引到边框的数字，估计出赤纬，精确到半度。赤经是0时09分，赤纬是17度30分。事后证明，当时目测得相当准，只有近10角分的误差，这对于亮彗星的报告已经足够了。数据出来后，我马上报告给王思潮老师，并请他草拟电文并转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局。然后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打电话联系到了国家天文台小行星课题组的朱进博士，将彗星坐标、亮度及物理外貌等情况向他做了汇报，请他将我的独立发现报告转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局的布赖恩·马斯登主任，当时我向朱进博士表示，我对我的发现确信无疑；二是我上网查询了这是不是已知彗星。我查询了美国宇航局的一个业余天文学家查尔斯·莫里斯主办的彗星主题网站，那上面有最近亮于15等的彗星列表，数量不多，只有六七个的样子，亮度全都不符合，位置也都对不上；第三步我又查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局的在线通报，仍无新彗星被公布。然后我再次联系到了朱进博士，得知他已给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电报中心局发了电子邮件转报了我的独立发现。王思潮老师也回电话说进行了转报。但我发现忘了报2000.0年的历元，于是又连同彗发直径3角分等数据一起请朱进博士补发。22时左右，我收到了朱进博士转来的马斯登主任回复的电子邮件，信很简短：“谢谢报告。在那里好像已经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更早些时候的独立发现者。”后来，我惊奇地得知那位日本的独立发现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池谷薰（1965年的白昼大彗星池谷-关1965f彗星的发现者之一），他的独立发现时间是2002年2月1日17时47分（北京时间），比我早了1小时28分。

2月2日晚上，我又到观测点用20cm口径的反射望远镜测定了新彗星的物理外貌的数据，总星等8.8等，彗发直径3角分，凝结度4。与此同时，国家天文台的朱进博士等天文学家们用天文台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对新彗星做了CCD成像观测和精确位置测定。这些观测结果被刊载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7813号通告上，和其他各国的观测结果一起参与了最初的新彗星轨道测定和亮度预报。

北京时间2月3日早晨七点，朱进博士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啊，命名了！池谷-张彗星，编号C/2002C1。”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中国几代天文爱好者为之期盼、为之努力的梦想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现实——中国天文爱好者的姓氏第一次高挂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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