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的转换_宇宙重构
社会结构的生物特征社会的“遗传基因”是文化家庭结构弓子女的独立意识社会对异己文化的排斥环境的作用自我选择社会管理机构总在试图摆脱其成员的控制传统文化的歧变社会的临界状态改革的效应两个社会的对比大国的惯性国营企业由提供主存转为谋取利益体验主存乐趣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具有某种生物的特性；它也有成长和发育、衰老和消亡，它的内部也有许多活的“细胞”（人、家庭）、活的组织（各种团体）、活的器官（各种功能机构），它也存在着遗传（维持旧的传统）和变异（适应环境并改变内部结构），甚至它也有自己的个性（每种社会结构都有特定的行为，并常常感情用事）。
生物个体形态的构造，是在遗传基因的控制下，不断从外界吸收特定的物质材料，然后加工成各种部件，并组装成生物个体；其过程被称为生物集配（包括装配与聚集，或许还有动态交换），装配的方式有模板装配、酶促装配、自我装配（微管的装配、核糖体的装配、染色体的装配、生物膜的装配、病毒的装配），或许还有多细胞的装配与聚集、器官的装配等等。
那么，在社会形态的构造中，是什么东西在起着“遗传基因”的作用呢？我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正是它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规范并不是完全一致，而且确定一个行为选择的范围，不同文化允许不同的自由度），从而直接影响每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并建立起相应的家庭结构、团体结构、国家结构。
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与子女的经济关系是永存的。因此子女即使成年后仍可依赖父母或无偿地向父母索取，而父母年老后也可依赖子女；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的独立意识相对薄弱，而家庭关系则相对稳定，社会管理机构也无需对老人承担生活保障的责任（这是从整体而言）；这反过来又促使每个人注重家庭生活并千方百计地多培育自己的后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个性的自由舒展，陷入到望子成龙的幻想或努力之中（有时家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权威，则可以残酷地剥夺子女的自由，并导致许多婚姻悲剧或其他悲剧）。
在生物个体中，由于遗传基因的广泛存在，或其作用的广泛存在，每一个生物个体天生具有免疫能力（即拒绝异体细胞的侵入，令人谈虎色变的爱滋病，就是丧失了兔疫能力）。事实上，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也天生具有抵抗异己文化（外来文明）的免疫能力，近几百年来东西方 文化的碰撞，用血的事实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遗传基因式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不过，生物个体形态的构造，不仅受到遗传基因的控制，而且还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生物个体自我意志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直接改变生物个体的形态（食物不足时，生物个体就会消瘦），也可以通过对基因的改造而改变生物个体的形态（这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被称为自然选择或自我选择）。
对于一个社会形态而言，它也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造环境和相邻社会环境。广阔的草原，培育出了游牧社会；若强行人为地将草原开辟成农田，将破坏生态环境，并导致沙漠化，也就是说农业社会无法在草原形成。人造环境，是指人工制造的各种工具、用具、建筑、设备，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它们的发明与使用同样会改变社会结构的形态；例如，方块汉字的出现导致了中国超前建立起大一统的管理机构，受精卵的异体移植技术使婴儿有了两个母亲，机械化生产培育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技术管理阶层，中国古丝绸养育了无数的“国际倒爷”并形成了几度繁荣的丝绸之路。北方的游牧社会迫使中原的农业社会修建起万里长城；美国、中国、日本、俄国的强大，促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组建欧洲共同体，显然是相邻社会环境在发挥作用。
我们已经说过，生物个体逐渐产生了摆脱基因控制的自由意志和生活情趣，许多生物进化现象都与此有关，我们称之为自我选择。例如，飞行动物的翅膀，它的出现便可归结为生物个体的自主意愿；因为原始的翅膀，不仅无助于行走也不能承担飞行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翅膀的出现不能增加生存的能力，按照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理，爬行动物不可能变成飞行动物；只有当某些爬行动物产生了飞行的自主愿望，并长期坚持这种愿望，它的前肢才有可能逐渐转变成翅膀。又如，人类的许多愿望也在改变自己的体型，唐代妇女丰满，宋代妇女缠足，现代妇女追求苗条；近几十年，中国和日本的青年，身高发生了明显的增长趋势，它可能与生活安定、营养丰富、体力劳动减少有关，但也与青年男子追求身高有关（身高具有明显的婚姻优势和择业优势，但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或物质消耗，身高体重，服装、座椅、床铺都需加大用料，飞机运载相同数目的乘客时也要多用燃料），尽管我们尚无法证明其间的关系或作用机制。
对于社会形态来说，它也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生存情趣。如果说生物个体的独立意志是由它的大脑指挥的，那么社会形态的独立意志则是由它的管理权力机构来体现的；如果说生物个体的大脑试图摆脱基因的控制，那么社会形态的最高管理机构也总是在试图摆脱其成员或老百姓（相当于生物基因控制下的细胞）的控制。事实上，正如生物个体的大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要尊重生物基因，否则无法正常生存；另一方面则追求自己的生存乐趣，从而改变基因），社会形态的管理权力机构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要维护传统文化，否则社会将发生动荡甚至危及社会形态的生存；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并具有实现这种意志的能力（相对而言）。因此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试图改变传统文化。例如，公元前 359 年，为了国家的强盛，秦国“总统”秦孝公任命商鞅为“总理”，施行变法，其中一项是一个家庭若有两个以上的成年 男子，他们必须分立门户，否则将加倍交纳租税；显然这是为了自己的
意志而强迫老百姓改变传统的“大家庭经济共同体”（分立门户可使“成
年老者”或“成年少者”自食其力，在当时地多人少可促使农耕发展）。
还应当指出，生物的遗传基因也在自行发生变化。例如在复制自我和复制异己结构时发生差错，或许它也有自我的生存乐趣和自我不断完善的追求。总之遗传基因自行发生的变化也会导致生物个体的形态变化。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传统文化（相当生物个体的遗传基因）也在自行发生变化，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两代人或多代人的传承过程中也会发生差错，例如传说故事的失真，历史记载的缺失，渊博的学者或技艺非凡的技人过早的或意外的去世，都会造成传统文化的失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生存乐趣和自我不断完善的追求，这些变化都将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与发展。
因此，社会形态的演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传统文化本身的演变与发展；其二，生存环境的改变，它包括自然环境变化，人造环境变化，相邻或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三，社会管理权力机构的变化，它常常表现为激烈的革命风暴，以及各种形式的变法或改革。在一个以谋取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其社会形态的演变都将导致社会结构（家庭、团体、地区，国家）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是形式上的也可以是内容上的，但都涉及到或决定于如何谋取利益和如何分配利益。
任何社会结构的转换，都将改变一部分人或全部人的利益，并使一部分人丧失或减少其既得利益，而使另一部分人获得或增加其利益，还会使一些人的利益既有丢失又有增加。当社会结构转换的效应过分复杂时，大多数人无法看清这种转换的利弊得失，他们便会处于忐忑不安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临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极为敏感，对一个小的刺激可能做出过当的激烈反应，一条谣言就可能引起社会骚动，甚至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同时，大多数人的忐忑不安状态，以及触发社会动荡的现实威胁，常常直接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并干扰谋取利益的正常过程（在军事作战中，表现为无心恋战；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干什么都不带劲”）。因此，社会管理权力机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肯轻易进行改革的；对于实施改革的具体人物而言，他们还要面对丧失既得利益者的挑战（当社会骚动影响了所有人的利益时，改革者将成为社会公敌）。
促使社会管理权力机构下决心进行改革的条件有：一，它受到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例如中国大陆 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将少数人的土地财产无偿分配给大多数人）。二，改革的直接利益得失非常明确，不会引起广泛的不安，例如中国大陆在 50 年代初由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从雇佣对象变为生老病死都有人管的“主人”）。三，社会管理权力机构认为自己对社会具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不用耽心改革会引起社会骚乱或危及个人和国家安全，例如，秦始皇将传统的分封制（分封亲信自行处理地方事务）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政体结构的最伟大的一次改革，其影响至今仍在。四，对改革所获得利益的宣传，使大多数人愿意为此而付出代价；不过，一旦预期的目标未能兑现，或在时间上一拖再拖，会使民众产生上当受骗的愤怒，从而形成社会危机（精明的宣传者 常常使用模棱两可的许诺，或及时寻找有时是故意制造出未能兑现的客观原因，或者提出新的许诺，或者封锁失败的消息，或者依仗武力震慑住反对者的活动）。
还有一种情况，即生存条件的变化，迫使社会管理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否则它将无法生存或像样似地生存。这里涉及到对危机的判断问题，还涉及到是否能够找到改革的途径或是否还有能力实施改革的问题。
南宋 150 余年，依仗长江天险偏安一隅，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当汴州；统治集团面对北方游牧社会的大举入侵的危机，习以为常并不想进行任何改革，以便增强国力收复故土。当时的大思想家朱熹，出于个人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也忽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他在《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中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导致生存条件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非常有趣的一个因素是两种社会生存条件或生活状况的对比，使得一个社会相形见继，由此而引发了人心思变的浪潮，并导致社会危机。
我们把一个社会视为一个生物个体，这只是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都是将社会视为一种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社会结构的改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全局。按照作用和反作用原理，任何改革都会激起反对改革的抵抗；按照惯性原理，任何事物都有保持不变的愿望或性质，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的物体，其惯性也越大。因此，人口越多、国土面积越大、历史传统越悠久的社会，其惯性也越大，改革的起动也就越慢，但只要进入改革的正轨，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止。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使世界各国（一个国家可视为一个社会）的状态公之于众，从而使各国民众都处于比较优劣的思考之中。一般来说，落后地区传来的悲剧，对其他地区的社会是一付安定剂，它通过“比下有余”而获得满意感，而同情心又使人们变得圣洁并减少为“蝇头小利”所展开的争夺。但是，先进地区传来的喜剧，对其他地区的社会则是一付动荡剂，它通过“比上不足”而产生失落感，而嫉妒心又使人们变得急躁起来，理智者也会采取激烈的行动要求变革，愚昧者则不择手段试图一步登天，精明者明里暗里先大捞一把以便缩小与远方富裕者的差距，大多数人则提高了对幸福或富裕的标准并把自己视为可怜的生存者；原本安定平稳的社会便像一石激起千重浪般地动荡起来，原本已出现的潜移默化、渐变、量变的正常或和平稳定的演变过程，有可能提前出现质变或突变，甚至发生拔苗助长的蠢事，以至爪尚未熟蒂已落，急火烧出夹生饭。
可惜，产生追求富裕的愿望是很容易的，然而形成创造富裕的能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用已有的利益进行抵押，而希望直接在原基础上更上几层楼。
事实上，中国的国营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结构的本意是提供生存和生产，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需听话（即服从国家的生产计划而干活），便可获得生老病死的全部生存待遇，即享受大锅饭；而国家则获得生产计划指标规定的产品，以及社会的安定。对比之下，私营企业的目标完 全在于谋取利益，为此它必须不断更新人员、更新设备、更新技术，以便生产出能够在市场上谋取利益的商品，在通常情况下追求什么就有可能获得什么。
因此，国营企业要想在谋取利益上与私营企业进行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结构功能转变到以谋取利益为目标的轨道上来，这样它首先要摆脱国家计划指标的控制而专门生产能够谋利的商品，即获得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且承担破产的风险；但是国营企业的资产是国家的，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其次，国营企业要以谋利为目标，必须选择使用能够为本企业创造利益的工作人员，而将其余的人打发到社会上去；这将受到企业原有人员的激烈反抗，并使政府承受失业大军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只能追求有限的利益目标，并在利益竞争中节节败退；不过，许多国营企业可以依仗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独占的谋利产品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谋利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管理结构，私营企业同样存在着破产倒闭（这实际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国营企业的难题是如何“劣汰”而不导致社会危机，显然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对“危机”的敏感程度和相应的调度能力及适应能力）。
看来，要想获得安定的生活，就要知足常乐，享受或保护大锅饭的优越性；要想获得远方富裕工人的生活，就要勇于冒险寻找能够发挥自己能力并承认自己能力的商品价值的工作。对于国家管理机构来说，如果不想冒风险，只能够保留已许诺的大锅饭，而停止许诺新的大锅饭，并提倡灵活的就业态度和多方面的就业机会。
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或许还包括不少中年人、老年人），就业并不是生存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挣钱谋利的手段，他们往往追求更多的生存乐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应当仅仅着眼于就业与失业的结构安排（保持适当失业人数可使就业人员更加努力工作，并可调整商品的生产量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浪费），还可以将工作与生活情趣联系起来。
例如，治理沙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并支付巨额的工资，但是许多青年人想体验一下沙漠中的生活，他们宁愿不要工资（只需提供食宿条件）也想试一试（时间不宜太长），只要有关方面负责协调组织即可；我们称这种工作机会为生活体验式工作。类似的还可有旅游观光式工作，学习培训式工作，寻求刺激式工作，义务奉献式工作，慈善救济式工作。在这些工作机会中，参加工作者付出自己的体力与智力，换到的是新的知识和技术以及生活情趣，可以是全义务性的或半义务性的（某些艰苦、危险、偏远地区的工作，则可给予额外的奖励，只是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几个月，最长不超过三年），无论怎样都有利于国家和个人。
事实上，社会结构的转换，归根到底是传统文化的转变与发展，而传统文化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传统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想改变传统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研究或思考一下别人的经验，对任何问题或不成问题的事物，都要强迫自己换一个观察角度或思考角度；而且社会管理权力机构的成员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主动放弃个人的利益得失，承担起社会结构转换的重任，否则这种转换将使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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