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利技巧与善恶_宇宙重构
生存能力谋利欲望条件和机遇能力和技巧利用知名度把任何东西都当成商品有知识的人是最大的财富资源钻入到获利集团之中以强制的手段将他人利益据为己有欺骗与伪装合作闭关绝贡良知 9000 亿美元的军费
要想谋利，首先要有顽强的和灵活的生存能力。任何生物都有其相应的生存能力，人也不例外。生存能力包括在常规情况下维持生存，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保护生命。对于人类来说，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体正常的自然环境，可以保护或维持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如果还具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通常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例如，卫生知识可以避免疾病的侵扰，交通知识可以避免或减少交通事故，防火知识可以减少火灾，抗震知识可以减少地震的伤害；在专制体制下，政治知识或回避政治矛盾的技巧可以避免政治迫害。不过，许多人在谋取利益时常常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铤而走险，对他们来说利益比生命更可贵更值得追求。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个性所使然。
第二，要有强烈的谋取利益的欲望。人的欲望是很多的，不同人的欲望也不尽相同，有人追求知识，有人追求真理，有人追求爱情，有人随遇而安，有人得过且过，有人追求长生，有人追求名声，有人追求利益。一般来说，追求什么，就要研究追求的技巧，并时刻去捕捉追求的机遇，从而也就可能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对于得过且过的人来说，便要精通“混”与“对付”的技巧，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其核心要领在于，在适当的时间付出适当的力量，多付出一点也不干，少得到一点也不答应，一切都恰到好处；当然，许多采取得过且过方式的人并非他们的本意，而是因为干多干少在利益上都一样（大锅饭体制）。 第三，要有谋取利益的条件和机遇。出身于富贵之家，可以直接获得重大的利益；一脚踢出一块狗头金或弯腰拾到一颗大钻石，这样的美事是可遇不可求。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或丰富的矿产资源，使那里的人很容易变成富翁。例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可以堂而皇之地收取“买路钱”；小小的科威特，由于地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的首富地区之一。对于某些人来说，天生的好嗓子，使他们具备了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条件，利用这种条件加上谋取利益的追求，他们很容易成为富翁。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可能生不逢时，例如军事天才遇上了和平时期，富有经济头脑的人陷入大锅饭体制之中。
第四，要有谋取利益的能力和技巧，这种技巧五花八门，一时也分不清合法不合法、缺德不缺德、善良与丑恶，只好先列举出来，随后再看一看能否分出个清白来。
1.依靠强健的体魄，简单地出卖劳动力，打工挣钱，可以获得温饱。若有经济头脑，再加上艰苦正确的技能训练，则可将体力变成谋取厚利的资本，进行赢利的体育竞赛；对于不善于与人合作的人来说，则应当从事个人的竞赛项目，如拳击、游泳、体操、田径等。
事实上，身体本身常常被人们当成谋利的资源，许多人常常自愿地或被迫地出卖或出租自己的身体，甚至包括器官和血液，例如卖血或出租子宫（代人生育）、卖淫。不过，最常见的则是通过婚姻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有健美的身躯，还要有能够博得对方喜爱的风度或机智。此外，通过认干爹干妈等方式，也能够获取厚利。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通过与其他富有的人结合成共同利益体，从而能够名正言顺地将其他人的财富变成共同的财富，并理所当然地得到相应比例（有时甚至是全部）的财富分配额。
2.依靠丰富的知识，简单地受雇于人，工作挣薪水，可能获得体面的生活。若有经济头脑，再加上刻苦正确的努力，可以将知识变成谋取巨利的资本。例如发明专利技术、撰写出版畅销书，一夜之间便成为富翁。
要想使知识变成财富，必须将某些知识组装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例如一部书稿或一种配方、一种生产工艺、一种新材料新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变成商品出售；否则，拥有知识的人，充其量只能起到咨询、参谋、顾问的作用，或从事常规的文书、资料、工程技术操作，即简单地受雇于人。
广义地说，任何谋利手段，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包括技术），一招鲜吃遍天，艺不压身，知识就是力量。不过，仅仅拥有知识，却没有使用知识的技巧和勇气，那么只不过是书呆子或“活字典”。使用知识的技巧可能也是一种专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学习，还需要实践的磨炼。这就又涉及到使用知识的勇气，事实上许多工作或解决重大难题的机遇，都需要勇气；所谓勇气，就是相信自己在短时间内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获得新的知识，而这种新的知识能够解决难题；简单地说就是敢于去干好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
3.利用已有的物质财富，守财奴只进不出，他手中的财富被冻结起来（若贮备的是不动产或硬通货，则有可能升值）。精明的投资人，则 会积极利用这笔财富去进行获利更高的投资活动；没有把握的人则将金钱存入银行，获取较低的但稳定的利益（仍需注意货币贬值问题）。俗话说，越有钱的人越容易挣大钱，因为他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当然也有投资失误一败涂地的时候，这又涉及到如何保护自己利益的问题。
事实上谋利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不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人来说，利益或谋取利益的资本，常常成为自己受害的根源。所谓红颜薄命、无福享受、发财折寿，都是因为他或她缺少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他们缺少占有财富的能力；因此他们的财富或资本便成为某些人的争夺对象，而这种争夺常常是暴力的阴谋的。
保护财富的手段很多，常见的是“不露富”，装成穷人或普通人，以免贼惦记上；此外则是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或与权力集团勾结在一一起，花费少量的钱来保护更多的钱。对于国家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
4.利用知名度可以获取暴利。许多人的职业或职务，使他们更容易获得知名度，例如播音员、演员、政界要人（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他们的票房价值（演出或讲演）和广告价值，可以为他们带来巨额收益，著名演员的一场演出或美国总统的一次讲演，动辄便收入数万元到数百万元，他们若肯屈尊作广告又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丰厚的酬劳，从获利角度来看不失为一项最有效的方式（企业、地区、国家亦可利用知名度获利）。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知名度都能带来如此巨额的利益，著名的科学家或学者，通常都不能去作商品广告；名声不好的知名度，不仅不能获取利益，而且还要妨碍其他正常利益的获得。
此外，一个人的知名度是在变化的，昨日黄花已不新鲜，红得发紫便要衰落，新人辈出老将靠边；因此，知名度有点类似“姿色”，它通常只有一定的时间效应，过期便报废。这样，要想利用知名度获利，就要抓住时机，不可过于清高或待“度”而沽，否则时过境迁，知名度转瞬即逝。不过，演员利用知名度过于频繁地作一些毫不相关的商品广告，常常令人厌恶，以至知名度变成“讨厌度”，知名度的商品价值也随之降低，看来如何利用知名度获利大可花费功夫研究一番，这也是一门学问。
一个社会能够容纳的知名人士数量是有限的，这与社会总人口与每个人的记忆力（包括好奇心）有关。具有同样音乐天才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是同一时期唱走红的歌星不过几十人而已（这与“走红”标准有关）。因此，要想获得知名度，不仅要靠歌唱技艺（包括身材外貌、服装风度），还需要其他手段或机遇。例如，新闻界的支持与特殊宣扬，著名人士的破格赞赏与偏爱，有时这种支持与偏爱还需要进行某种幕后交易，其方式千奇百怪，难以尽述（其他方式的谋利手段，同样存在幕后交易）。同样，机遇也是极为重要的，在一个适当场所唱一支符合听众情绪的新歌，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
5.交换或交易，我们生活在一个契约化的社会之中，几乎所有利益都可以通过契约关系，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契约的标定物可以是商品、信息、资源，以及人本身。
利用交易谋利，关键因素只有两项，其一是提供交易物，其二是尽可能提高交易物的价值。不过，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相当复杂， 有时需欲擒故纵，有时则压价倾销，三十六计，仍嫌不够。可是，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穿了就是赚取商品的差价（生产者也是商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都可视为商品）。
首先，要把任何东西都当成商品，或者说寻找出发掘出其商品价值。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是缺少资金（有资金就有技术），改革开放的主要一招就是吸引外资。其实，中国根本不缺钱，也不缺少资金，关键在于没有把值钱的东西当做钱。
如土地，若自己在上面进行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如果出租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出租的土地有外人进行投资（带来了新设备新技术，增加了就业机会、培训出技术管理人才、分得红利，出租期满时落得一片繁华区；当然要注意污染环境等问题），而得到的租费又可以自己用于另外土地的投资。对于某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或城市，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面貌。例如北京市，只要做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不出五年便可焕然一新；方法很简单，只需划出一定范围的旧城区，分别出租给全国各省市（包括各个县级单位）以及世界各国，由他们投资建设贸易信息窗口，即可坐收红利（租费或税收），并用这笔资金改造其他旧城区。
在各种财富中，还有最重要的一项财富就是人，特别是有知识的人（通过教育可以使知识少的人变成知识多的人）。把知识分子当作普通劳动力使用，是一项巨大的浪费，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来说甚至是一种罪过。事实上，人的潜力是地球上认识最少、浪费最大的资源，凡是善于发掘人的潜力的国家，必然是兴旺发达的国家，而迫害天才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在交易技巧中，一种是减少中间环节，使自己的商品直接卖出好价钱；另一种则是利用中间环节，拿别人的低价商品去倒手卖出好价钱。要想当中间商，关键在于利用地理优势或信息优势，以及商品流通优势或某种不大光彩的手段，切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在人类历史上，长期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中间商，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丝绸作为一种高技术高性能高价值商品，给中国人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利益，它换回来的不过是一些玻璃假珠宝或香料、药材、马匹之类；古罗马人或欧洲人购买丝绸所支付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中间商的腰包。而且，中间商为了垄断这项巨大利益，千方百计阻止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直接沟通，以至中国的学者与欧洲的学者长期未能相遇。
从根本上来说，交易获利的基础在于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日本在近几十年中之所以获取暴利，是抓住了冷战时机（东西方两大阵营忙于军备竞赛）生产出了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半导体收音机、电子表、计算器、自动控制照相机、电视机、录音机、录相机、摄相机，等等（此外还包括基础工业产品或设备，以及先进的机械手、机器人）。当然，小小的日本暴富的原因很复杂，首先它在亚洲率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掠夺了其他国家的大量财富（包括在此之前向中国清政府索取的大量赔款）；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及时投降，从而基本上避免了本土的破坏；并且及时投靠美国加入西方阵营，从而赖掉了战争赔款（赖掉债务也是谋利的一种技巧，同样讨还债务或强加于别人债务也是谋利的技巧）。 要想生产出新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则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质是人才的培育和使用）。因此，一个国家要想获利，就要研制新的结构物，并使之成为商品，而且还需在一定时期垄断这项技术（专利法的核心在于既保护研制者的利益，又促进新技术的使用）。例如，发明一种高效便捷的储存电能装置（远高于目前所有电池的效率），可以节约大量的能源（目前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在负荷低时要白白浪费掉多发出的电或相应的发电能力），并可以使清洁高效的电动机代替笨重低效的汽油机、柴油机。
6.制定以谋取效益为最高原则的法律，或建立以谋取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运转结构。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最露骨地以谋取利益为自己的目标，封建社会则宣扬安居乐业、耕者有其田（不鼓励民众追求更多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似乎更注重于财富的平均分配而不大注意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至少在早期理论阶段是如此）。因此，如果单纯从追求利益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有利地位，并在实际上获得了巨大利益；若从人类已往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获取利益最多的时期，也正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达的时期。
事实上，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目标，就必然要研究获取利益的技巧，而许多基本的获利技巧都有其客观规律，人们只能改变其名称却无法回避其规律。这个基本规律就是允许并鼓励每一个人都去谋利（或大多数人都从事谋利工作），国家的法律则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包括思想自由，有自由的思想，才能更有效地考虑到各种因素，从而有助于发现新的发财机会）。此外，经济利益的形成，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国家管理机构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经济运转的社会条件，其中职能之一就是禁止行政机构对经济的干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进行干预，或只进行少量的调节），从而政权的更迭很少影响经济的运转，或者说政治决策所支付的经济代价甚少。对比之下，许多国家的政治决策，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其原因就在于政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或其他追求为重，而不以社会经济利益为重。
7.钻入一个获利集团，并争取在其中分配到更多利益。许多人缺少创造利益的手段和技能，但是却不乏争取分配到更多利益的谋略。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也是一种谋利技巧。事实上，在强调利益分配的社会，人们往往不注重创造利益，而注重如何使自己多分到一份利益。于是，走后门、拉关系、拍马屁、行赂受赂盛行，以便能够分配到住房，争取到出国机会，在名额有限时提高工资级别；对于部门和地区来说，则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投资或明里暗里减少向国家上交的利润。
此外，从贫穷地区来到富裕地区，通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人往高处走的洪流，比比皆是。其原因就在于富裕地区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而且有更多的获大利的机会，最不济也比留在贫穷地区要强一些（富裕地区的贫困者，往往比贫穷地区的富有者生活得更好。）
8.用强制手段将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有时则是毁掉别人的利益，我没有也让你没有，例如项羽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其方式甚多，有的振振有理，有的则蛮不讲理。
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到财产再分配，通常都是因为已往的财产分 配不公或当事者认为不公，而这种不公又无法通过协商或和平说理的方式解决，于是便采用强制的手段，甚至不惜付出人命的代价或者损失掉部分的财富，依仗暴力实施财富的重新分配。
社会暴动或革命，是一种常见的大规模的财产再分配。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减租减息、为增加工资而罢工怠工，都是强制进行的财产再分配。《红楼梦》中贾府大观园的财产，被皇帝下令查抄，也是一种财产再分配。
小偷、强盗、土匪、绑票、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以权谋私、贪污受赂，在本质上都是以强制手段将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小偷、贪官污吏则是或明或暗地强制别人让出自己的利益）。不过，许多人干这种事得心应手，并为自己的“良心”找到某些理由。其中最常用的借口是，被强制者的利益来路不正，因此强制从他手中夺走利益也就成为正当的或不算太丑恶了，如小偷的偷富不偷穷，或绿林好汉的杀富济贫。有时，实施这种强制手段，常常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他们通过“欺生”、欺负外地人的手段，来“维护”本地的利益或增加本地的财富；或者打着多数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全民的利益的牌号，强行将个人的利益重新分配。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以权谋私或化公为私是一种常见的谋利方式。以权谋私常常带有强制色彩，并且损害管理机构的行政效率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化公为私则与贪污无异，管理者通过无限扩大使用权来获取实际上的好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购买高档小汽车自己来坐，公款购买消费品自己来用）。
9.欺骗与伪装，通常这是两个贬义词，不过我们这里暂且把它们作为中性词来使用，因为在各种谋利手段中，几乎都离不开欺骗与伪装；所谓欺骗或伪装实际是有意隐瞒一部分或全部实情，有时这是必要的，有时这也是正当的；谋取利益的过程与战争一样，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不同国家法律对欺骗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欺骗行为是合法的，有些则被视为欺诈罪，不可不慎。
在商业交易中，一般允许讨价还价，卖方可以标出一个虚的高价（有时会撞上冤大头），买方也可以出一个虚的低价，有诚意的交易者通常会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来。在商务谈判中，急切的购买者，往往要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以便压低出售者的价格；而赚大钱的出售者，往往装成一付损失惨重的样子“赔本大甩卖”，来吸引贪便宜的顾客。在商品广告中有意夸大商品的性能，或说一些引起人们误会的话（例如“终身保修”，以为厂家可以永远保证商品的实用价值，但是“保修费用”厂家并没有提到，这样厂家只需提高保修费便可合理地把消费者的投诉拒之门外）。这些行为都涉及到伪装或欺骗。
在军事战争中知己知彼是获胜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商战中也不例外。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通常都有自己的技术秘密和财务秘密，如果保守秘密是合法的正当的，那么刺探对方的秘密就是非法的或不光彩的（有时还要花费巨金购买秘密，而不忠的或变节者则靠出卖秘密来获利）；保守秘密的方法之一就是给对方造成假象，以便迷惑对方。
笔者上大学期间，有一个夏天游泳池非常拥挤，忽然有一天不知何人贴出一张小字报，内容是有一个性病患者曾到游泳池内游泳，结果游 泳池立刻清静下来，只剩下几个人有说有笑地在游泳池内嬉耍，人们很快就明白小字报是他们贴出来的，显然这是在利用假情报或谣言来谋利。事实上在商战中这类手段并不新鲜，有些人正是利用谣言或假情报来操纵市场、股票，并从而谋取暴利。
此外，还有一些人使用高明的或低劣的伎俩直接行骗，诸如开空头支票、定立假合同、伪造合同或政府文件、冒名顶替、以次充好、印制假钞票或其他假的有价证券，以及使用掉包计、美人计、苦肉计（以行乞致富或装穷赖帐）之类，谋取暴利。正是因为存在着大量欺诈行为，因此一个企业若有良好的信誉，这种信誉就变成谋取更多利益的重要资本。我们已经说过，伪装是生物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生存技术，人也不例外，事实上，人之所以成为人，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在于伪装，而且是用身外之物来伪装自己。几乎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伪装手段是化妆品和服饰（这种美的追求，既正当又虚伪），衣冠楚楚或衣着入时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地位，并获得他人的尊重；华丽气派的办公大楼，是在向世人宣告该公司资金雄厚，以便吸引合作者，精明的造访者则要钻进绣花枕头里面看看装的是不是草包。
10.合作，孤掌难鸣，一木难撑大厦，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多势重，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加一等于三，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合作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生存技术，人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生存技术。合作可分为积极合作与消极合作两类，积极合作需要建立在消极合作的基础之上。
所谓消极合作，实质是容忍他人的存在或容忍他人的谋利行为；你摆摊，也要让他人摆摊，你开工厂也要容忍他人开工厂。因此，消极合作就是接受竞争，或者说竞争也是一种合作，大家都来摆摊才能形成集市，形成集市就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每个商贩也就有更多的交易机会。
所谓积极合作，就是许多人通过明确的协约关系构成一个谋利共同体，从而谋取更多的利益。这是因为，大量的谋利机会超越了个人的能力，要想谋取这类利益，只有进行合作。例如一个谋利的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包括各种技术人材），人们不合作便永远无法生产出这个产品，也就无法靠这个产品来谋取丰厚的利益，于是共同的巨大利益必然会吸引若干人走到一起。
因此，合作的首要条件是有共同的直接利益。其次是参加合作者有能力去实现这种利益。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合作者都有其相应的作用（没用的人通常不能加入到合作之中，当然有时也有东郭先生混入其中），而他们又能够在分配利益上达成协议并履行协议。显然，合作者之间还需要有信息沟通条件，以便及时交换意见协调行动。事实上现代化的信息交流技术，已使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整个地球的经济利益都进入到合作之中，并出现了跨国公司集团；这种合作谋利机构对传统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新的冲击，有可能淡化人们的“爱国”意识（从谋利角度来看，爱国就是以国家这一层次的利益为重）。
实际上结构之间的合作，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结构物各自的利益和行为，原结构物的利益有失也有得，如果得大于失通常都会导致合作的成功；不过，由于存在失的可能，原结构物会产生抵制行为，因此合作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南非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了一种整体论的思想。他认为，一旦一个结构上完整而封闭的意见系统（由许多细节与关系组成）形成了之后，就会对任何与它有抵触的事物顽抗到底。显然，这里也涉及同义反复或正反馈，即完整而封闭的结构更趋于闭关自守。我国明朝政府，在郑和下西洋未发现可与其比美争雄的远方异国之后，便不再关心外界的变化，并于 1539 年下令“闭关绝贡”，这一关就是几百年；清朝政府对欧美勃然而起的资本主义浪潮，其整体反应也是顽抗到底，这非常类似有机体的免疫反应（动物体内的细胞能够识别出异体的细胞侵入，并能自动反对或消灭入侵者）。近代大科学家普朗克曾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藉着使它的反对者信服、解悟而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都死光了，新生的一代都熟悉这个新真理。”这句话似乎有点说过头，却也道出改变一个完整而又封闭体系的困难；托勒玫的地心说理论结构的强大力量，可以在一千多年后把布鲁诺（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烧死在鲜花广场；中国清朝真正的末代皇帝“老佛爷”慈禧太后，至死也无法接受新的真理。
至此，我们已经列举出谋利的十种方式，当然这只是信口而言，因为我们这里并不打算深入研究“谋利学”，而是要讨论谋利行为的原因与后果。
从结构学来看，任何结构物的谋利行为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因此，如果人只是一种结构物或如虎狼之类的野兽，那么任何人的谋利行为都无可厚非。但是，人自从脱离了动物世界之后，便萌发了一种新的生存追求，人自己也说不清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能称之为人性，或真、善、美、良心、良知、智慧，似乎可理解为一种试图摆脱本身结构束缚的升华意识，当然在不同人身上这种升华意识的程度并不相同。
大体上人可分为三类，一类与动物相差不多，常常无法抑制他们的兽性，例如几十年前日本侵华部队在南京的大屠杀。二类既追求利益也追求良知，这是绝大多数，他们的存在使人类的社会变成一种人道的谋利社会。三类则淡泊其利益，着重其良心与智慧，他们似乎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也会从这一类跳到另一类去。
小孩子一懂事，就开始分辨好人与坏人，善与恶。所谓善，实质上就是人类摆脱兽性的一种追求；所谓恶，则是人类的动物本性的发作。这两者常常共存于一个人身上，每个人或每个俗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从魔鬼到天使之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原始信仰、宗教、道德、法律，都试图充当筛子或二极管的作用，以便把魔鬼筛出去，而把天使留下来。不过，掌握筛子的人既有天使也有魔鬼，上帝只是站在旁边咕咕噜噜地说着什么，善良的人以为上帝在鼓励自己，丑恶的人则不理会上帝的声音。事实上，人类在追求一种道德的时候，常常采用不道德的手段，直至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分子，也就是说为了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实用主义思想，常常被恶人所利用，他们只要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好的，便可以肆无忌惮地行恶或为所欲为。
问题还在于，既追求利益也追求良知的人，经常发生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有人为了利益可以混灭良知，有人为了良知可以舍去利益，不幸的是，当利益巨大时，天平常常倒向前者，《贵妇还乡》的故事正是 揭示的这种倾向。
而且，我们已经说过，对利益的追求永无止境，如果人类不能离开地球，那么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必将导致地球的毁灭。事实上，全世界每年要花费 9000 亿美元的军费（教育经费仅 300 亿美元），人类生产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多少次，其根源都在于对利益的追求或保护，也就是说对利益的追求正在将人类引入死胡同。人类试图用法律、道德、宗教信仰来调节利益的冲突，这种愿望总是不断地被利益的巨大诱惑而打得支离破碎。杀人越货的行径、战争的阴影不停地敲击着人的良心，鱼和熊掌似乎不可兼得。
看来，老子和孔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此，老子告诫人们应当完全放弃对利益的追求，孔子则劝告人们淡化对利益的追求（君子不言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为富不仁，奸商，重农轻商，克己复礼，这些观点或政策，或直接来自孔子，或受到儒学的影响，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忽视“谋利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商品化；当然这并不意味封建官僚不去追求利益，而是他们更热衷于如何占有或分配利益，而不大关心如何创造利益）。但是人的结构本身已使其具有七情六欲，放弃利益或淡化利益谈何容易；除非人的结构发生变化，人的大脑结构超越或控制住人的肉体结构，人对知识、信息、真理的追求（包括乐趣）超过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结构变化会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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