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应的效应_宇宙重构
秦朝和隋朝黄河效应采用定向爆破技术使黄土高原微型湖泊化双河道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拼音文字与方块汉字方块汉字成为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民主即通过人才市场选择管理者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颇有作为但又短命的朝代，即秦朝和隋朝，在它们之后各有一个光辉灿烂的长寿朝代，即汉代和唐代，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秦朝和隋朝之前，还各有一个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时期）。
如果我们把秦朝视为汉朝的前因、汉朝视为秦朝的后果，隋朝视为唐朝的前因、唐朝视为隋朝的后果，那么不难发现其间的种种效应，以及一种效应引起的另一种效应。全面分析这些复杂的效应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我们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
我国曾经创建过两项世界首屈一指的浩大工程，即秦朝的万里长城和隋朝的大运河。长城是一项军事工程（具有阻隔交通的作用），大运 河则是一项交通工程（当时政治、消费中心在长安，经济中心则转移到江浙，为了将江浙物产运往长安，才开凿了大运河）。这两项工程或超大工程，极大地消耗了当时的国力财力，引起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当政者的统治管理实力。这说明超大工程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人为的工程结构会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结构。但是，对于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来说，这两项大工程正是前朝送来的嫁衣裳，为他们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从而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军事、经济基础（秦朝的郡县制则为汉朝奠定了政治基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引起的恩恩怨怨，亦由秦朝承担了）。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是建立在政教合一的基础之上，当时的教会固执而又愚蠢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并将他们的政权合法性与这种对天体结构的认识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当哥白尼建立起日心说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天体结构的认识之后，欧洲的封建体制也就随之垮台了。但是，这种效应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的皇帝并没有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对天体结构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这样科学的进步便不会迅速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然而，在中国，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与自然界的大灾难联系在一起，因此朝代的更叠常常发生在大旱灾或大水灾之际。例如，明朝末年大旱，此大旱始于 1627 年的陕西（李自成起义的根据地），终于 1646 年的湖南，其中 1637 至 1643 年是旱灾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重的时段，结果 1644 年清兵入关推翻明朝。又如，黄河水患在北宋时期最烈，1117 年黄河决口，淹死民众百万余人，几年后金兵大举南侵，北宋灭亡。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的存在及其种种效应，确实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7400 年前海水漫到了太行山脚下，那时黄河的出海口在今日河北邯郸附近。以后海平面逐渐下降，海水东退，黄河出海口也不断改变（鲧禹治水的故事，当与此次海侵海退事件有关），其间多数时期均注入渤海，少数时期在连云港南部注入黄海（1494 至 1855 年和 1938 至 1946 年）。
从纯自然的角度来看，黄河的主要功能在于运水和输沙， 其最大效应是促成了华北平原的发育和扩展，反过来说则是渤海和黄海的不断缩小。目前，黄河平均每年总输水量为 574 亿立方米（长江为 9793 亿立方米），总输沙量高达 20 多亿吨（与长江大体相同，这说明黄河水的泥沙含量极高），其中通过河南陕县（即进入华北平原）的年输沙总量为 16×108 吨，4×108 吨沉积在河床中，其余输入河口地区。
黄河的泥沙主要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当那里的植被遭到破坏时，黄河的泥沙量便剧增，从而导致下游发生频繁的河患，据统计有史以来黄河下游决口多达 1600 次左右。不过，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河山集》第二集），黄河曾有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前一时期为商周至秦代（约 1000 年以上），后一时期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约 800 年）。或许可以说，黄河真正为害，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的，并一直延续至今，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似乎也是从宋朝开始走下坡路的（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相当发达时期，而且北宋有许多精明勤政的政治家如王安石、范仲淹，可惜面对黄河水患却无力回天）。或许还可以说，正是由于黄河的水患难以治理，才使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中原大地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 区。
因此，若想繁荣北国，重振中华民族雄风，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根治黄河。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建国 40 多年来，已经采取或拟议采取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加宽加高加固下游 1000 公里河道南北两侧的黄河大堤，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方法，堪称中国的第三大工程。这种方法已使黄河 40 多年未决口，但是由于泥沙沉积河道，致使河床逐年淤高（平均每年增加 0.1 米），结果黄河变成地上悬河，有些河段竟高出两侧平原 10 米。显然这种方法是将更大的灾难留给以后（可能几十年，也可能仅仅几年），难以为继，因此称不上是根治黄河的策略。
二、在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植树造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陕北、内蒙鄂尔多斯等地，在唐代时还有大面积的森林）。可惜由于人口众多、科学文化不普及，种的树不如毁的树多，成效甚微（随着东胜煤田的开发，那里的民众可以煤代柴，有助于改善水土保持的工作）。其实，有效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在黄土高原上制造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池塘湖泊来；方法很简单，即采用定向爆破技术，根据地形地势，将已被侵蚀切割的七零八落的“原”（黄土平台），阻隔封闭成一个个的凹地，雨水一来即成池塘湖泊；这样既蓄了水，又减少了泥沙经黄河支流（例如仅无定河一年即向黄河输沙两亿吨）进入黄河，有了水植树成活率自然大大提高；目前正是难得的国际和平时期，完全可以把大量炸药用于此项工程。
三、在适当位置修建水库，这种方法只能是辅助措施，因为黄河泥沙很快就会把水库淤满（华北平原历史上有许多大型湖泊，均被淤平）；而且水库只能调节其上游的洪水，无法控制其下游地区降雨形成的洪水泛滥。
四、从托克托（呼和浩特以南的河套地区）河口引出黄河水，经大同南入桑干河，再经永定河过天津入海，从而减少黄河对黄土高原的侵蚀作用。不过，这种方法对托克托以南区域降雨造成的水土流失不起作用。
五、大河为患起自河口，即入海口不畅通（这与渤海的结构有关，从地形来看，渤海实际可视为我国的内湖，面积仅 7.7 万平方公里，水深仅平均为 18m），迫使河道摆动。因此，侯国本教授认为，治黄要从河口开始，即在河口挖沙降低河床（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无有效的技术手段，故而长期无人问津）；然后在黄河大堤两岸放淤（即在大堤外侧先建小堤，再将混浊河水放入小堤中，沉降泥沙后的清水用于灌溉，沉降的泥沙则加固了大堤），配合国土整治综合计划，数十年数百年后黄河可望成为地下河，河道可常年通航，大堤则成高速公路。显然，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采用人工技术，逐年将河床内淤积的泥沙取出来堆积成大堤，即用黄河泥沙不断加宽黄河大堤。
六、南水北调，将长江水引入黄河，加大黄河流量，使黄河在枯水期也能冲刷泥沙入海，或许还能够通航，从而使河床逐年降低或至少不再增加。拟议中的引水方案有三条，东线自江苏扬州起沿大运河至天津，中线自湖北宜昌经丹江、南阳、郑州、石家庄至北京（南水北调工程不仅给黄河输水，还想给河北、山东、京津地区增加水资源）；西线方案 又分三种，其一，自通天河的曲麻莱向星宿海、扎陵湖送水，其二，从金沙江的直门达向玛曲输水，其三，从怒江上游的沙布经大渡河穿越岷江、白龙江、渭河到达定西（兰州东南方）再入黄河。对比之下，西线的效果可能最好，但工程也最艰巨；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本身就是一项浩大工程，其综合效应更难琢磨，估计只会是久议不决。
七、大改道，即放弃现有下游河道，使黄河另走新道入海。
笔者认为，大改道方案若加以深入研究，有可能找到一条根治黄河的长治久安策略。为此笔者提出“双河道”方案供国人参考。
八、双河道方案，即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有两条河道可供交替使用（遇特大洪水时可同时使用，目前黄河大堤防洪能力按百年一遇的标准 22000 秒立方米设计，若有双河道则可抵御千年一遇的 46000 秒立方米特大洪水），甲河道使用期间，乙河道进行河床清淤工作，当乙河道使用时则对甲河道进行清淤；如此交替进行，则黄河永远是地下河，既不会泛滥成灾又可以常年通航。
双河道方案的具体工程包括，1.在铜瓦厢（河南省兰考县）设立黄河分流大闸；2.以废黄河为第二河道（从铜瓦厢经济南入渤海的河道为第一河道或称 A 河道，则第二河道可称 B 河道），废黄河即历史上黄河入黄海的河道，以此为基础挖深取直即构成 B 河道（需配以交通运输、灌溉、移民等措施）；3.疏通大运河以满足华北中部水资源的需求；4.启用 B 河道后，对 A 河道进行挖深取直等工程，使河床低于两侧平原；5.待 B 河道淤积到一定程度后，启用 A 河道（此时已是地下河），再对 B 河道清淤，如此双河道交替使用，可彻底根治黄河；6.在开始启用 B 河道之后，由于该河道已被挖深成为地下河，因此陕县至铜瓦厢段的黄河河床的泥沙可望自行冲刷，从而可降低此段河床高度，并最终成为地下河（若此判断不能成立，则黄河分流大闸的位置需向西移，即增加 B 河道的长度）；7.在使用 B 河道期间，黄河将向黄海输入大量泥沙（每年 12×108 吨），可采用适当技术利用此泥沙围海造田，扩大河口陆地面积（目前黄河入渤海也在扩大陆地面积，预计数百年后即可将渤海大部淤平，但渤海属于内海，这种淤平带来的益处难以抵消害处），从而可增加国土及领海海域。
上述方案走入正轨后，每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是清除备用河道淤积的 4 亿吨泥沙（可分期分段施工，未施工地段可蓄水养殖）。如果单纯清除泥沙，则是一项只有支出没有收益的沉重经济负担，以往的改道方案、清淤方案都是在此问题上触礁的。其实，黄河泥沙可以变成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目前，我国每年烧砖制瓦需用 4 亿立方米以上的粘土，为此每年都要占用并消耗掉大量宝贵的耕地；此外，我国每年建设工程配制混凝土需用黄沙数亿吨以上。
因此，可以将黄河下游清淤工作与建筑材料工业结合起来，在双河道区域建立一批大中小型制砖厂和沙场，将黄河泥沙变成有用的建材原料，使河道清淤工程变得有利可图或至少可抵消大部分清淤费用，从而使双河道方案具有经济可行性。
应当指出，用河沙制砖在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西德的科学家已用聚丁二烯聚合物的液体与沙子混合制砖；我国河南开封机制砖瓦厂早已采用黄河泥沙掺合工业废渣制砖，10 年时间产砖 10 亿块，相当于节约 耕地 2300 亩（全国仅砖瓦厂占地就在 130 万亩以上，其毁坏的耕地就更多）。
以上我们探讨了黄河一水一沙引起的一系列效应，它涉及到地质地形、气候、水利水害、历史朝代更叠，以及烧砖制瓦、填海造田等等诸多方面，至于它引起的民族文化情结恩怨则还没有提及。显然，效应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使所有的问题在时间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使一个结构与另一个结构变得密不可分，以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一种微小的差异变化有可能形成完全料想不到的结局。
事实上，对于地球气候的大尺度变化，例如冰期的形成，有的学者便认为起因于日照的微小变化（千分之一，由地球自转轴指向的变化而引起），小的温度下降被某种机制逐步“放大”，最终导致冰川在大陆上的聚集增长（陈壮叔，《天文爱好者》1990 年 6 期）。在天体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任何理论计算中的微小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越来越偏移实测的结果；或者说，天体在既定运动中的微小变化，有可能导致它完全偏离既定的轨道，地球之所以遭到陨石的撞击，正是这种偏离的结果之一。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即究竟什么因素是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答案或解释。笔者认为是文字的不同形式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叉路（详见拙著《符号之谜》），至于何种因素导致了东西方采用不同的文字形式则属于更遥远的问题。
当然，影响东西方文化进程的因素决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取决于对文字形式的选择，还取决于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选择，其中许多选择都有着偶然性或不同的机遇，使效应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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