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间的通讯之谜
还存在另一种使人感到迷惑的经验：这就是“人际间”
（transpersonal）的接触和通讯，它不仅仅是小孩和情感敏锐的人之间的通讯，而是几乎每一个人之间的通讯。
保守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通过语言才能进行通讯，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模式”。然而有证据显示，通讯也可以在确定无疑的非标准模式中出现，只要它们能够在眼、耳和其他感觉器官的范围之外发送和接收信息，就可以说符合人际间通讯的意思，这种通讯似乎包括某种超感觉感知 （叫做 ex-trasensory perception，简称
ESP）。
最普通的超感觉感知的形式是精神感应，它可能在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广泛流传。看起来许多部族社会的巫师能够通过精神感觉通讯，他们利用各种技术进入似乎必要的意识转换状态，其中包括孤独、集中注意力、禁食、跳舞、击鼓、念咒语和利用致幻香草等。不仅仅是巫师，而且全部族的成员似乎都有精神感觉的能力。直到今天，许多澳大利亚原始居民即使在超出了他们的感觉通讯范围之外似乎也能告知家庭和朋友的命运。人类学家 A·P·伊尔金 （A．P．Elkin）注意到，一个远离家乡的人，有时会突然宣布他的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分娩了，或者他的国家出现了某种麻烦，他对自己感知到的事深信不疑，以致于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立即打道回府。
除了人类学的材料之外，对于各种人际间的通讯的大部分趣闻和不可
重复的科学证据来自于控制实验条件的实验室研究。
对超感觉感知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J·B·雷恩 （J．B．Rhine）在 1930 年于杜克大学所做的猜扑克和骰子的先驱实验。最近的实验变得更加复杂，实验控制更加严格，物理学家经常参加到心理学家中进行设计和检验。即使把根据隐蔽的感觉暗示、机械的偏向、被试者的欺骗和实验者的错误或不胜任者所作的解释等全都考虑在内，人们仍然发现它们不能解释从统计学上看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1970 年有两位物理学家 R·塔格 （Russell Targ）和 H·普瑟夫
（Harold Puthoff）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他们进行了在思想和意象转移
方面的一些著名实验。他们希望能确证在不同的个人 （其中一个作为“发送者”，另一个作为“接收者”）之间进行精神感应传递的真实性。科学家把接收者放在密封的，不透明的和电屏蔽的小房间里，而发送者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在这里他 （或她）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即规则地）被强光照射，脑电流描记器 （EEG）将同时记录他们两人的脑电波图形。正如希望的那样，发送者显示出有节律的脑电波，正常地伴随着暴露在强烈的有规则的闪光中。但是过了一会儿，接收者也开始产生相同的波形， 尽管他 （或她）没有暴露在闪光下，也没有接受到来自发送者的任何可感知的信号。
这种通讯特别引人注意的案例是墨西哥国家大学的 J·G·济尔布波姆（Jacobo Grinberg Zylberbaum）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几年所做的超过
50 个实验中，济尔布波姆把他的被试者配对地放在防声—电磁—轴射的“法拉弟笼”中，他要求被试者一起冥想约 20min，然后他把被试者放在不同的法拉弟笼中，其中一个人被刺激，而另一个人则不。被刺激的被试者接受到随机时间间隔的刺激，即无论是他（或她）还是实验者都不知道刺激作用的时间。没有被刺激的被试者保持放松，闭上眼睛，并被指示去感知伙伴的存在（在不知道他或她受到有关刺激的任何事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使用 100 次刺激作为一个系列——闪光、声音、或短的、有一定强度的但不会有痛感的电击，电击部位通常是右手的食指。然后，两个被试者的脑电流描记器同时工作并检查被刺激者被“唤醒”的可能性和“转移”到未被刺激者去的可能性。当没有被刺激者和有屏障阻挡被刺激者接受刺激 （例如闪光）时，亦或当配对的被试者没有进行过先前相互作用时，在这种控制情况下就没有发现转移的可能性。然而，在有被刺激者和进行过先前的相互作用的实验情况下，转移的可能性就一致地出现在 25% 的案例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一对相爱很深的年青夫妇提供的，在整个实验中他们的 EEG 波形几乎保持同步，证明了他们报告的感受如同一人。
在有限的程度上，济尔布波姆也可以重复他的结果。当一个被试者在一个实验中显示出具有转移的可能性时，他（或她）在后来的实验中通常也能显示出来。
济尔布波姆的实验并不是唯一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数百个类似的实验与之对应，它们提供了很有意义的证据：当第二个人 （尤其是与第一个人关系紧密或有感情联系的人）在冥想，受到感觉刺激或有意地试图与第一个被试者进行通讯时，第一个人的大脑中就会出现可识别的和前后一致的电信号。
人际间的通讯在实验室之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双胞胎之间经常出现。在许多情况下，双胞胎中的一个能感觉到另一个的疼痛，即使另一个远在世界的另一边。除了这种“双疼痛”现象外，母亲和爱人的敏感性也同样值得注意：有数不清的事例显示，母亲知道她的儿子或女儿在什么时间遇到了大的危险，或实际涉及到了某种事故。这种情况在配偶之间也经常发生。
人际间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双胞胎、母子和配偶，在病人与治疗者之间的治疗关系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心理治疗专家注意到，在治疗期间，他们体验到他们个性和正常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记忆、感觉、态度和联想。在这些奇怪的事被体验到时他们并不能把它们与来自于治疗者本身的记 忆、感觉和相关的情感区别开来，仅仅在其后 （通过沉思）他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反常的东西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体验，而不是来自病人。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看上去似乎映射进了治疗者的心灵中。在这种场合，至少在有限时间里，它与治疗者自己的精神结为一体并产生了病人的某些记忆、感觉和联想的知觉；相反的过程也能发生：病人也能获得他们的治疗者生活和个性方面未透露的某些细节。这被称之为“映射同一”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病人—治疗者转移在病史分析中是有用的，它可以允许病人更客观地回想在他 （或她）个人意识中以前引起令人烦恼的因素是什么，就好像它是属于其他人似的。
心理治疗专家的体验，再加上在控制实验中双胞胎、配偶和范围非常广泛的被试者的体验，产生了又一个激起人们好奇心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人 （并不仅仅是有特别感觉天赋的人）都有“进入”到其他人（尤其是亲戚或有紧密感情的人）的大脑和心灵中去的能力吗？
感觉、联想、记忆和态度的转移并不是仅有的一种人际间的联系和通讯 （已有重要证据），另一种形式的转移包含在意象的传递中。
除了思想转移实验外，塔格和普瑟夫还进行了所谓的“遥视”
（remote-viewing）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发送者和接收者被远距离分开，使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感情通讯。在随机选择的某一地方，发送者就作为“信号”，然后接收者努力接受信号所看到的东西，为了验证他 （或她）的印象，接收者用语言进行描述，有时伴随梗概。在塔格和普瑟夫的实验中，独立的判断发现，对事情大体轮廓的描述平均有 66%的时间和信号与实际看到的特征相吻合。
其他实验室报告的“遥视”实验涉及到的距离从半公里到几千公里不等。无论他们在哪儿进行，由谁来进行，其实验的成功率一般在 50%左右——比随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成功的遥视者似乎是那些精神放松，注意力集中和爱沉思的人，他们报告他们接受到一个温和的和暂短形式的初步印象，然后它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他们对体验到这一意象很惊奇，因为它十分清晰。
当接收者在睡觉时意象也能被传输。在过去几十年中， S·克里普纳（Stanlty Krippner）和他的合作者在纽约的麦蒙茨医院的梦实验室里进行了许多次“梦 ESP 实验”。实验遵守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议定书，愿意在实验室呆一夜的志愿者一到那儿就会见发送者和实验者，并得到一个程序，然后把电极连到志愿者的头上监视脑电波和眼睛的运动，直到第二天早上他 （或她）与发送者无任何进一步的感觉联系。其中一个实验者掷骰子 （与随机数表相结合）来确定一个数字，每个数字都与装有艺术图形的密封的信封相对应，当发送者到达距医院很远的一个私人小房间时信封被拆开，然后发送者就花一夜时间集中注意力于这一艺术图形上。
当监视器显示眼睛快速运动的视觉的周期结束时，实验者通过对讲机 叫醒志愿者，然后要求该志愿者描述他 （或她）在刚醒之前所做的梦，并把它记录下来，这就作为第二天早上采访时问及被试者的有关内容。采访在互不照面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实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知道在头天晚上选中了什么艺术图形。
利用从每个在梦实验室里花费一个夜晚的志愿者那里获得的资料，从 1964 年到 1969 年间的一系列实验中产生了 62 夜的资料供分析。这些资料显示，在那天夜晚选择的艺术图形和那天夜里接收者的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当那个地区没有雷电，太阳黑子活动处于低潮时（即当地球的地磁场相对不受干扰时），其相关性就更显著。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真能把意象直接地发送到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去吗？
一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研究了被试者新大脑皮层的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协调程度。在正常的意识中两半球（语言定位的、线性思维的、推理的“左半脑”和完形感知的、直觉的“右半脑”）显示出不协调，在 EEG 中显示出随机的分散波形。当被试者进入意识沉思状态时，这些波形就变得同步，在深沉思中两半球几乎进入完全相同的波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深沉思时不仅同一个被试者的左右半脑，而且不同的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也显示出相同的波形。在意大利进行的多达 12 个被试者的实验同时显示出整个小组脑波形的惊人同步性。
能够达到脑同步的人数规模没有给定的极限，在印度进行广泛工作的意大利实验者 N·蒙特可科 （Nita-mo Montecuco）就曾描述过由许多人同时沉思而产生出巨大的“佛场” （Buddha-fields）。真的如同单个的人能够自发地影响另一个人的脑和心灵，许多一起沉思的人也能产生出某种集体意识吗？
医药行业是人际间联系和通讯相关形式的场所。人们已经知道远距离诊断，敏感的诊断者只要有病人的几
■图 5
(A)一个普通人在通常的意识状态下的 EEG 波形图。左右半脑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同步值 7.6%），没有特别的谐波波形。 （波形包含θ、α、β和δ波形，根据每秒 0～30 个波的已知频率区域给出。）
(B)一个处于沉思状态的实际的正常人的脑波形图。左右两半脑的 EEG 波形图具有显著的谐波因素，而且它们高度同步（同步值为 99.8%）。
(C)两个一起沉思但没有进行相互感情联系的被试者的 EEG 波形图。每个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 （图像左右两边）对两个被试者来说是准相同的（两人之间的同步值超过 90%）。
(D)在沉思 （分享同一的感情）中的 12 个人具有几乎完全同步的 EEG 波形图，平均同步值是 81.2%。 个基本特征、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就足够了。即使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他们也能令人惊异地精确诊断出病人得了什么病。
远距离诊断现在已比较普遍。美国神经外科医生 N·谢利 （Norman Shealy）在他的《创造健康》这本书中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据。他坐在密苏里办公室里用电话把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告诉了住在遥远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敏感的诊断者 C·米斯 （CarolynMyss），在那里她给他提供诊断。谢利医生说，在前 100 次的诊断中她的正确诊断率是 93%。那么，一个人能在千里之外“看透”另一个人，并能告诉人们他 （或她）得了什么病吗？
人际间通讯的更进一步的类型涉及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实际身体效应的传递，这种传递现在被称为“远距离身体” （telesomatic）：它们由生理学变化组成，这种变化由另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在作为目标的人身上触发。在这里，相隔的距离远近只有很少的影响或没有什么影响。
传统上远距离身体效应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产生的，这些天生的治病者“发送”他们称之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东西到他们的病人那里。由于大都作为趣闻轶事，所以这样的效应并没有被医学共同体所接受。然而，他们最近注意到，在实验室实验中许多被试者和相关的测试提供了有关这些结果的大量可靠资料。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心灵科学基金会的W·伯拉德 （William Braud）和 M·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已经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了数百次“远距离身体”实验，检验发送者的心理意象对接收者的生理的影响。
伯拉德和斯切里茨声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过”空间引起远距离外的另一个人的生理变化——这种影响与某个人自身的心理意象对他自身生理变化的影响相似。他们的实验显示，试图影响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试图通过远距离影响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显得效果稍微明显一点。在涉及许多人的好几个实例中，远距离影响和自我影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第二个人产生的“远距离身体”影响证明几乎与由同一个人所产生的身心关系的自我影响同样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远距离身体效应也可以以人类学家所称的“交感魔术”的形式传递。男巫师和其他进行这种魔术的人在他们选定作为目标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为目标的人只是用肖像 （就好像一个洋娃娃）来代替，在许多地方的土著人中这种活动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就利用这种活动。在他的著名著作《金枝》中，J·弗雷泽 （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这种活动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画一个人的像，然后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伤害它。据说这样一来，与之对应的伤害就会降临到那幅画所代表的人身上。实验灵学家 D·雷丁
（Deam Radin）和内华达大学的同事们决定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检验这种效应。 在实验中，被试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像做一个小洋娃娃，与洋娃娃一起还包括各种小物品，如能够“代表”他们的相片、珠宝、自传和具有个人意义的象征物等。他们也提供一张表格，列出使他们感到欣慰、平静和舒服的东西。这些信息被参加活动的实验者利用 （实验者被称为“医治者”，因为这一效应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被试者）以产生同“病人”的情感联结，而“病人”则用导线连着以监视他 （或她）自主的神经系统活动、心率和血脉动量。医治者就在附近建筑物里面的有声音和电磁屏蔽的房间里，他把那个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以随机顺序发送“滋养” （实际是治疗）和休整的信息给被试者。
一个典型的实验期由每次 60s 的 5 个滋养和 5 个休整期组成，紧接着是 11s 的间歇。它显示出，“病人”的神经系统活动和他们的心率在“滋养活动”期间明显地与休整期间不同；而血脉动量在 60s 的滋养期中间非常明显地持续了几秒钟。心率和血流动显示出一种“放松的响应”——因为医治者正试图通过洋娃娃“滋养”被试者并使之有感觉。看起来，这对病人具有“远距离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们下结论说，医治者的局域活动和思想模仿远方的病人几乎就好像医治者和病人靠在一起一样。这就证实了这样的发现：远距离身体效应和身心一体现象非常相同，尽管距离不同。
自发的（与有倾向性的相对）远距离身体效应在一大组群的人中也被发现。根据印度的传统观念，当许多人进行共同的沉思时，未沉思者也会受到影响。1974 年 M·马赫西 （Maharish Mahesh）瑜珈师傅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只要有 1％的人按规则地沉思，它的效应将影响到其余99％的人。 G·兰德瑞 （Garland Lan-drith）和 D·O·约翰逊
（DavidOrmerJohnson）的实验显示，“马赫西效应”从统计学角度看是明显的。看来，在公众中沉思者的人数与公众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于酗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与污染程度之间并不仅仅有随机的关联。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教授，心脏学家 R·培德 （Randolph Byrd）进行了目的在于检测另一种形式的远距离身体效应的实验，他用祈祷而不用沉思。他在 10 个月的有计算机辅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旧金山总医院冠心病治疗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组成了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实验者小组，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习惯于有规则地在周围农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会上作祈祷。这些被选出的人被要求为一组 192 个病人的康复祈祷；另一组 210 个病人在实验中没有人为他们祈祷，这些人组成控制组。在实验中运用了严格的标准：挑选是随机的，实验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病人属于哪个组。
实验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关于病人心脏状况的一些信息，并被要求为这些病人祈祷；但不告诉有关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为每个实验者可以 为几个病人祈祷，所以每个病人有 5～7 个人为其祈祷。从统计学角度看，结果是很明显的：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需要抗生素的人数是控制组
（没有人为之祈祷）的 15 （3人比15人）；发展成肺气肿的人数是控制组的 13（6人比18人）；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无人需要气管保
养，而在控制组中有 12 人需要气管保养，而且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几乎无人死亡 （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明显）。为之祈祷的人无论距病人远或近，祈祷的方式无论怎样，看来都无关紧要。仅仅是祈祷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复祈祷的次数这些事实会产生不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已经进行过几百次，它们产生了另一个复杂的大难题：一组人的集体集中的意识能影响其他人的身体状况吗？而且甚至能影响其他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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